最初罗冬决定跟拍“玉梅阿姨”时,有过犹豫,他担心无法和玉梅阿姨建立起彼此信任的坦诚关系,也纠结于拍摄伦理,惶恐摄制组会破坏阿姨和她的朋友们的生活节奏。但“玉梅阿姨”飞快地打消了他的种种疑惧,“从第一天起,她就根本不在乎拍摄镜头的存在”。虽然罗冬也为此费解过,他在拍摄的同时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去观察,“玉梅阿姨”究竟是心态足够开放,还是她根本是强烈的表演型人格?最后他接受了,这两者是互为表里的,镜头存在或不在,她始终是自洽的。魏巍认为,中国社会经过了四十几年的改革发展,经历了迅速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,当年让高加林无法扭转命运的客观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,“当年的种种限制如城乡二元对立,个人婚姻、命运与身份之间的落差,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已经不是束缚因素了。”主创团队基于这样的认知,一开始就决定了不会照搬原著,而是要结合时代的发展,重新看待原著中提出的社会命题,“我们真正看重的是原著提出的人生选择及个人精神,我们是带着时代回望的视角去创作剧版的,实际上是给《人生》做一个全传的续写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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